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县情研究 > 县情纵议

徐闻原生村落的主体生存性

时间:2016-02-20  来源:  浏览:

 党红梅

 
村落是行政管理中最小的人聚地和人居地,属于地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对象,同时也是哲学关注的对象。
 一、徐闻原生态村落样本的选取
地理学的聚落一般包括城市、集镇、村落等,指人口集中分布所形成的区域。徐闻村落包括行政村与自然村,也是人口、房屋等的聚集,是乡村历史、人文、自然的“活化石”和“博物馆”,蕴藏着丰富的人文精神。
徐闻行政村与自然村的关系
与全国各地一样,徐闻村落有160人以下的小村、1000人以上的大村和介乎于二者之间的中村。依据管理方式分为两类,行政村是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设立的农村基层管理单位,村民委员会既是乡镇级党委政府的管理抓手,又是村民的自治组织。自然村则是经过长时间在某处自然环境中聚居而自然形成的村落。按照行政管理制度,行政村必然包括自然村,自然村可谓行政村的末梢。
南北方村落共用的词儿是“村”,带有北方地区特色的则有“庄”、“沟”或“屯”等。徐闻村落的名称则极为丰富,除了“那”、“麻”、“调”等壮语村名之外[1],具有典型区域特色的村名还有“”、“仔”等:“”,由最初的几座小屋、茅屋增加成一个村落;“仔”指村落很小;“埚”大约指房屋由土坯造成。
南北村落不但名称上有所不同,规模大小也各有区域特点。北方平原地区的自然村通常比较大,在许多地方,行政村与自然村重叠。在一些地方,一个自然村可能上千户,便于管理起见,被以明显的标记如巷路、大树为划分线,归到不同的行政村。徐闻属于丘陵地区,没有上千户的行政村,自然村通常比较小,多以30~50户为主,多则近百户。
图1.JPG
 
            图1.行政村和自然村的关系
㈡ 徐闻原生态村落样本的选取
村落形态一般指村落中静态的、存续时间较长的物质实体,包括巷道、宅院、房屋等。
1.原生态村落的含义
“原生态”指人或事物产生之初的生活或存在状态,是生物和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一种生存发展状态。由于其构成部分的“状态”一词是一个自然科学类词语,广泛应用于不同领域,如液体具有固态、液态和气态,运动物体具有始态和终态……所以,“原生态”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具有多学科乃至多维度的特性: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系统性领域的划分;有具象和抽象、一般和特殊之分;常态和非常态之别。
 “村落”是乡村聚落的简称,是常住人口2500人以下、非农人口超过30%的居民点。根据从事生产领域的不同,村落可分为渔村、牧村、林场和农村四类,徐闻现存的原生态村落主要为农村和渔村。“原生态村落”指的是存在于民间没有被特殊雕琢、散发着乡土气息的聚集物的状态。表面上看,村落由水池或水塘、石墙茅屋或石砖墙瓦屋等人造物构成,实际上内含了一个时间概念。这是因为,组成村落的所有人造物都是由勤劳的人脑成形并经过人手打造成各类形状,人脑的特殊性使得人造物蕴藏了不同政治时代的、不同民族的、不同区域的同类物风格。所以,徐闻原生态村落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指广袤的农村民居建筑,不包括宫殿、官署等表现政府意志在内,或经过行政规划或受到行政制约的城镇,它体现的是徐闻人的自由意志;一指较少受到“现代化”侵入的传统农村聚落,能够透过种种物质形态散发出非物质文化的气息,能看到历史时段、地域特色和时人生活概况,承载了原汁原味的环境印记。
2. 徐闻原生态村落样本的选取
按照建筑学的要求,“原生态村落”是以村民为主导的生产、生活场所,由于狭义“村民”在国家管理中常指的是户口在城市以外区域的渔民、牧民和农民等,与由居民组成的城市聚落有诸多根本上的差异,导致村落至少不具备如下特征:没有专门用于防卫的设施;没有专门的产品加工区;没有专门的交易区;没有法律规定能行使行政管辖功能的设施。因此,本文选取原生态村落样本的首要类条件,是没有政权机构驻扎的自然村。
一方面,站在1949年回溯历史,徐闻属于较少受到儒家文化和皇朝权力高度影响的化外之地[2],其典型之处在于,第一,徐闻的自然村诞生于三四百年前的自由选择,它是自由人自由迁徙自由打造的生存结果,微微与原始人创建村落不同的是,通常是一姓人为躲避文明社会叠加的各种压力而举家迁徙到徐闻人迹罕至的区域,凭借自身对内的血缘“权力”和对外的应变“拳力”与他人、自然搏斗;第二,徐闻的自然村的价值观念具有相对独立性,1672年前后,经历了战火洗劫的雷州半岛只剩下4196户人家[3],区域特点的文化几乎毁灭殆尽,此时,一批批内陆不同文化区的开拓者来到雷州半岛,在北热带、滨海的红土地上,不得不告别过往的生活方式,重塑价值观,与此同时,又受车拉船载的交通、口耳相传的通讯的限制,沉淀成为与众有别的区域人文精神。
另一方面,站在1949年展望未来,城区和乡镇在近百年的社会变迁中,管理上经历了民国、国统等政权的变迁,建筑上历经战乱、自然灾害等侵袭和改建,尤其城区、各乡镇政府聚集地的行政村和自然村,具有雷州半岛原生态印记的茅屋全部消失,石墙瓦屋、手工砖墙瓦屋遗留的数量也相当稀少,或者是作为文物,或者是零星地散落在高楼大厦间,较少具备本土性的探究分析价值。特别是近三十年来的市场经济改革,城区、各乡镇党委政府聚集地都无一例外地进行了民居改建、道路改建等,深深地烙印上了市场经济的痕迹,较多地体现了党委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意志,表现了规范、规制、规定或限制的印记在内,不在本文“原生态”样本选取范围。
 二、徐闻原生态村落形态的特点
徐闻的地形呈北高而东、西、南三面低,但各乡镇又具有丘陵、盆地、平原和滨海的不同,人口以移民为主,历经三四百年的变迁,已经形成多省移民大杂居、小聚居的状况。
丘陵、平原、滨海的条带状村落
徐闻三面环海,连绵的海岸线长达378公里,有众多的海垭、港湾和岛屿,适宜养殖、捕捞、晒盐等,因而呈条带状的村落绝大多数出现在滨海区域。如直接坐落在海垭上的角尾乡、海安镇、新寮镇等,行政村和自然村滨海而建的更是众多,对直接与海水接壤的西港、四塘、关山园、边港、毛练、二桥等而言,大海是衣食父母。对滨海的下塘、南上、挖仔、前海、后海等村庄来说,大海又是恶魔的故乡,表现出敬而远之又离不开的矛盾心态。
图2.JPG
图2.与大海接壤的四塘村 (图片来源:google截图)
图3.JPG
图3.滨海的前海、后海村 (图片来源:google截图)
徐闻丘陵、平原地带的条带状村落不同于高原、盆地地区,它们是先建村后布局道路,实实在在奉行的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曲界镇下辖的行政村的三河、自然村的调胜村便是其中的典型,如图4所示。调胜村为陈姓人于清朝道光年间的遂溪县迁入创建,位于菠萝生产区,大多数村民已经将茅草屋改建为水泥楼房。
图4.JPG
图4. 丘陵地带的曲界镇调胜村(图片来源:google截图)
㈡带状与树状融合的村落
龙塘镇青安村是一个滨海的行政村,现有499户2207人,村委会办事处设在包宅村,面积2.6平方公里,管辖包宅、杨宅、中村、朋寮等4条自然村。其中,包宅村创建于16世纪初,源于北宋著名政治家包拯嫡系子孙包文魁携妻由合肥市肥东县大小包村迁入创建,后清代杨姓由广东电白县迁入,其后叶姓由临近的乌港村迁入。由于长期生活而引起的矛盾、冲突不断,包姓居住青安上村,村落呈条状;叶姓居住中村,村落呈点射的叶脉状;杨姓居住下村,并逐渐移出独立成杨宅村,村落呈叶脉状。需要关注的是,无论是建材的砖瓦木还是雕饰形状、颜色等,青安上村、中村保留了典型的传统北方风格,而分离出来建构的杨宅村,并没有像曲界镇后寮村一样规整,这正是徐闻民风的特别之处,表现出渗透到民居文化中的自主特性。
图5.JPG
 
图5. 带状融合树状的包宅村 (图片来源:google截图)
        ㈢自由自在的散点式村落
           图6.JPG
图6.自由自在的墩仔村(图片来源:google截图)
龙塘镇墩仔村创建于民国初年,郑、李、邹等八姓村民大多来自广东廉江,现有40户236人,住房多石墙或砖墙瓦屋,少数为水泥平楼。村落外形呈线状,村民宅院的选址、大小和房屋面向大多自由,甚至没有院墙,户与户之间以果树连接,与周围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体现着开放与多元。
  三、徐闻原生态村落形态的主体生存性 
岁月流逝产生的沧海桑田,实实在在表明村落是一种“活态”文化,剥离附着的不同时代的种种突出特色,还原三四百年前移民雷州半岛的人们的生存状态,其实是探究这块红土地上的文化密码。
㈠ 村落选址的隐蔽表现出主体的生存性  
众所周知,古代交通不便,各州、府、县治及其周围是政府、学校、集贸等的聚集地,为生活方便起见,移民理应聚集于此;古代的信息传播非常落后,除非是行政召集,通常情况下绝大多数迁入者多是盲目流动的,陆路进入者应是沿着官道居住;虽然水路进入者应是由南海进入海滨居住,但明清两朝有海禁政策,清朝尤其严格,在严令内迁三五十里甚至二三百里的情况下,也应该造成陆地人口稍多于海滨人口;就移民进入情况而言,沿海省区靠海生存的人未必大多数移民,即陆路移民人口不一定远远低于水路移民人口。但实际情况是,徐闻除了腹地乡镇只有6个,县政府驻地占了3个(显然是近百年现代化的结果),其它广阔的陆地只有3个;海滨乡镇高达10个,距海三十里以内的5个、不足百里的5个。整个雷州半岛都如此,海滨人口远高于陆地。如果这种状况与明清时期大致相同,就出现了一个谜题,为什么移民要远离县治及周围,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隐居”方式扎根人迹罕至之地?
要还原移民的动因,尤其探究其深层移民的动机和原因,就需要剖析人与周围的环境关系,即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是否有利于生存?
一是明末清初频发的各类瘟疫,表明人和自然的关系受到极大破坏,自然环境不利于人的生存,想要活下去的人们当然要换个地方找活路,流民出现;各类瘟疫要人命的恐怖,又迫使流民不得不离群索居以保生命。瘟疫古代又称作“瘟瘴”、“疫疠”、“疫病”、“大疫”等,陈旭的硕士毕业论文统计明代瘟疫爆发的次数为75次,瘟疫发生的频次与人口分布呈正相关的关联,越是人口分布密集区,瘟疫的总次数或爆发频率越多[4]。 与此同时,治理瘟疫常见的有效手段是疏散、中药等,(其它埋尸、赈灾等政府管理行为不是针对瘟疫本身,)以1-5年之间的瘟疫爆发、治理频率,老百姓应当依据经验有了认知与行动模式,即应对瘟疫要么服中草药、要么逃离疫区,但前者的疗效未必管用,后者更能让人安心。这应是流民由北向南流动,陆陆续续进入南方、进入徐闻并远离县治地创建村落的原因之一。
二是明末清初的人祸叠出,尤其是豪强吞并土地之下的赋税远超出了农民的承受力,人与人的依存关系变成了祸害关系,农民成为皇族、王族和缙绅、地主以及土匪、黑社会等的祸害对象,不得不成为流民,不得不离群索居以避各类人祸,流民从内陆流向边塞。雷州半岛既属临海边疆地区,统治力量较薄弱,赋税收缴无论运输还是兑换成银钞都比较困难。这应是流民进入徐闻并远离县治地创建村落的原因之二。
三是南方地区躲避战乱的流民继续南下。战争的目标是获取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等的支配权,各类资源一般都集中在州、府、县治等地,因而各州、府、县治等地必然成为争夺对象,祸及老百姓,富庶之地的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等地区[5]躲避战乱的流民,从地少人多的地区流向人稀地广的地区,或者躲进南赣山区、闽浙山区,但南方流民绝大多数不会流向寒冷的北方地区,而是继续向南流动,包括了流向边疆的雷州半岛、海南岛,甚至飘洋过海去了国外,这应是流民进入徐闻并远离县治地创建村落的原因之三。
 ㈡村落布局的迷离体现出主体的生存性  
流民背井离乡所寻求的是安定的聚居生活,出于安全的防御是人们的共同的心理,不同的迁出地、迁移时间、迁出路线下,不同姓氏选择了各不相同的定居点,相互之间交往较少,甚至老死不相往来,由此形成各省移民大杂居、小聚居的空间形态。
一种情况是先入为主。徐闻地处边疆,海岸线漫长,一直远离军事政治中心,外受海盗、劫匪的不断威胁,内有资源占有权、婚丧嫁娶等引起的群体冲突与械斗。因此,原初多姓氏村落的布局由先入者主导,后落户者接受先落户者近似于强压式的建议。如龙塘镇青安村的三姓族人,以包姓先入、杨姓次之、叶姓本地迁入为组建顺序,信赖“后有墩、前有堀;双手捧捧,见水入,不见水出;左青龙、右白虎,长生水流归明堂”等传统民居建筑意识,也相信“背靠山意味着‘后土硬’、前有塘意取前景开阔、左右地势略高意取左右手强”这些传统俗语表现的巫意识。
图7.JPG
  
杨宅                                                安永仔
图7. 杨宅 、安永仔 (图片来源:google截图)
一种情况是因地制宜。徐闻民间有个地理位置划分法,以207国道为界,将西边的迈陈、西连、角尾等乡镇称为“西乡”,将东边的曲界、龙塘、锦和等乡镇称为“东乡”。 “东乡”地理位置较好,小丘陵、小盆地的地形状况有利于够存贮雨水,比较大的有东风水库、风桥水库、合溪水库、梁村仔水库、北松水库、迈胜水库,无名小水塘更多,土壤疏松肥力好,适宜农林牧渔业,所以比较富裕;“西乡”的地理位置不好,位处干旱少水区,农林牧渔业的发展滞后。从民居、村落形态上看,“东乡”过半数的民居呈一正两厢结构,正堂坐北朝南,宅院痕迹较为鲜明,包括小岛上的后湖、六极村和大新寮岛上的民居。微有不同的是,“西乡”的角尾、锦和、迈陈沿海村落更具特色,“东乡”的和安、锦和、下洋、前山、龙塘和海安这些乡镇的滨海村落,正堂多面海建造,甚至出现一个村庄三种聚落方位,如图16所示,北面民居的正堂坐北朝南,南边民居的一些正堂背东面西,为出行方便,一些背西面东,东面是大海,利于靠海生存。锦和后山溪蓝天、白云、空气清新,是330年前福建莆田的董氏兄弟创建的,现有村民百余户,距离东面的大海仅有400米,所以村民们都正堂背西面东,以海水养殖为主。
图8.JPG
  
   
和安镇后宫村面东、面南的民居        西连镇以西北面向为主的下宫村民居
一种情况是以史为据。近三十年,因养殖南珠而闻名海内外的西连镇三面环海,北面的北栋湾、南面的东场港接北部湾,凹进的流沙湾接壤迈陈港,其陆地中间高西、南、北大部分偏低,因此,西连镇流沙湾的大井到龙腋一带村落,一方面受地理环境影响,不得不顺地势面向大海建筑居所,另一方面又受中原“面南背北”观念的影响,表现在居所建造上,两者杂糅其中。如图17所示。龙腋村的西边是腹地,北面、东面、南面逐渐低向大海,村民的正堂一般面西背东,少部分面东背西,还有少部分面南背北,体现了因地制宜和恪守传统的矛盾。大井村村民的宅院仍然遵从一正两厢的宅院布局,但完全正向坐落的房屋更少。
图9.JPG
 
大井                        龙腋
图9.“迷”样的大井、龙腋村落(图片来源:google截图)
“西乡”的大井、龙腋和其它村落一样,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前一直是徐闻的重中之重旱区,但在行政管理中被县级政府替代,凸显不出地域状况:徐闻县干旱发生的概率高达91.7%,最长连旱日数228天[6],虽然降雨丰沛,全年的降水量绝大多数集中在4~10月,一次降水过程可达400 mm以上,一年的降水量经常在几次暴雨即可完成,但干旱与降水的空间分布相同,年蒸发量1934mm,水资源严重匮乏。而“西乡”境内的鲤鱼潭水库面积仅仅300平方米,难以满足附近村民。远距离的其它几个乡镇既指望不上,也没有解决蓄水问题,使得这丰沛的降雨又在三面环海造成的砂质土壤中蒸发、渗漏掉,参看表1。而且,由于沿岸地区经常有风暴潮与海浪灾害,使得海岸侵蚀加剧,部分土壤砂质化并流失掉,可种植的旱地逐渐减少,加剧了贫穷。 
表1.徐闻年均降雨情况(mm)
 
年均降雨量
年均季节降雨量
年均蒸发量
 
 
最大
最小
4~9月
10~来年3月
蒸发量
降水日数
徐闻
1323.4
2116.6
859.5
1035.9
287.5
1934
116(天)
平均
1560.7
2258.4
1068.5
1267.3
293.4
1841.3
134(天)
       资料来源:根据湛江市气象局有关资料整理
由图9可见,先贫后富的大井、龙腋几乎处处是砖红,可以看到村民的砖墙瓦房有取代土坯或石墙茅屋的必然趋势。这种变革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政府先是引领民众建筑引水工程,将县城以东片区的大水桥水库蓄水引入“西乡”,努力解决了大部分人畜饮用水。其后,又大力推广海水养殖,解决了穷困,“西乡”人住进了大瓦房甚至楼房,但历史上移民和自由造成的习俗后果逐渐显现出来:巷路、村路成“迷”。
图10.JPG
图10.“迷离”的角尾乡北注村(图片来源:google截图)
最能表现这种“迷”路 的是北注村北注村虽然是个行政村,但下辖的潘宅、昌寸和新村独立成自然村,现有323 户 2524 人,面积4平方公里,位处角尾乡腹地,是一个干旱的纯农地区,年降雨量不足1100毫米,大部分耕地都属“望天田”,人均耕地不足0.2亩。上世纪末,广东省委、省政府调动治旱资金,钻打大小口径机井数百眼,解决了农田没水耕种问题,使弃荒的耕地全部种上农作物,境内适宜种植的番薯、花生、玉米、芒果、红葱等现已成规模化、产业化,靠种植北运瓜菜致富,也建起了水塔,但由于北注村的民居选址、布局自主程度极高,即使空中鸟瞰,也难以辨别清楚巷路、村路,外人进去更是如行迷阵、如进迷宫。
结语:徐闻自然村的村址具有偏远、隐蔽特征,表现出了随意性甚至诡异性,完全不同于中原民居文化规整的矩形、长方形、扇形,表明古徐闻既不受雷州半岛亚热带雨林气候限制,也不受古代皇权行政管理的规制。徐闻自然村的民居形态具有随机、迷离特征,表现出了隐匿式的生存性。生存,顾名思义,是生命体存在于世间,是生命体为了保持其存活而进行的努力。对人来说,活着并继续活下去都证明他(她)是真实地存在的。但是,由于群居引发的人际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等社会化系统,处在无休止的发展、危机、重建过程中,既有促进个体生存的一面,又有削弱的一面,从而划分出了人群活着的层级:由不择手段的生存到讲究方式的生活再到谋求生命意义,表明处于“生物人”阶段的生存,侧重于动物式的存在,是生命体发展的低级阶段,这正是百年前徐闻人的群体生存状态。

 (本文系中共徐闻县委党校县情研究2015年立项课题 编号1510)



[1] 徐闻有“那”字地名56个,相当于汉语的“田”;“麻”字地名2个,相当于汉语的“村”。
[2]古中国对地理的划分是按方位进行的,称中原、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这是一种地理特点,对长江以南各民族的统称,因此徐闻位属“南蛮”区域并不是贬义。
[3]明末清初海康县1924户,遂溪县913户,徐闻仅存1386户。参看《雷州府志》赋役志第9~11页。
[4][4][4]陈旭:《明代瘟疫与明代社会》,西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第27~28页。
[5]江南地区赋税高于全国其它地区,以赋税最重的苏州、松江两府而言,耕地面积只占全国耕地总数的1/44,却要承担全国11—14%的税粮。
[6]张争胜、孙武等:《热带滨海干旱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性定量评价——以雷州半岛为例》[J].中国沙漠,2008,26(1):125-130.

】【打印】【关闭